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魔都上海似乎有一種魔力，能夠源源不斷地吸引外地人。外地人通常把最有力氣搬磚的20歲至35歲，奉獻給瞭上海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，到瞭勞動力枯竭的中年時，既買不起房又拿不瞭上海戶籍的外地人，隻能返回傢鄉，然後無所事事，要麼做農活，要麼再回到大城市去。
另一方面，上海人似乎對外來同胞的貢獻毫不領情。上個世紀，“鄉下人”是“上海人”對所有非上海土著的內地同胞的統稱；本世紀，在上海本地網絡論壇“寬帶山”上，“硬盤”和“YP”是上海本地人對住在上海的外地人的蔑稱，這一稱呼源於“外地”二字的開頭拼音字母WD，而WD正好是硬盤廠商西部數據（Western Digital）的簡稱。
身在上海的外地人恐怕對歧視都深有體會。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周葆華在調查上海人人際交往中，隨機訪問瞭448名上海常住人口，其中有222名上海本地人，226名外來人口。 其中33.6%的外來人口坦言自己曾在上海遭到過本地人的歧視，而65.8%的外來人口表示見到過外地人被本地人歧視的情形。
2009年上海東方廣播電臺的一檔節目中，一位外地聽眾因為抱怨上海人總說方言，更是遭到瞭本地主持人毫不掩飾的怒懟——“請你以一種，團成一個團的姿勢，然後，慢慢地比較圓潤的方式，離開這座讓你討厭的城市”。為什麼上海的外地人不受待見？對上海來說，外地人真的一文不值嗎？
拍攝地在上海的《愛情公寓》將“圓潤離開”事件加入瞭臺詞/電視劇截圖
上海從來沒有什麼本地人
人們通常以為，上海本地人與外地人的沖突，是最近十幾年經濟發展的產物。但其實，上海早在160年前就成為瞭移民城市。在1845年至1941年的近百年間，上海租界人口於1853年、1860年、1937年出現瞭三次人口增長高潮。由於國內外人口的大量遷入，上海租界人口從區區數百人猛增到數百萬人。
1853年小刀會起義後的五台中產後照護介紹年中，上海租界內的人口連翻兩番達到瞭8萬多人，要知道在1853年時，上海租界的本地人還隻有800人；當時的上海逐漸取代廣州成為對外貿易中心，快速集聚而來的勞動力既滿足瞭市場需求，也從城市的擴張中受益。
民國時期，上海法國租界中的華人 / 視覺中國
甲午戰爭後清政府開始允許中外商人投資設廠，於是上海從貿易場所變成瞭一個制造業中心，對勞動力的需求也更迫切。在1895-1937年間，上海租界人口獲得瞭持續穩定而快速的發展，基本上保持著每15年人口翻一倍的增長速度。
假如過去也用“硬盤”形容外地人，那麼舊上海就是一個“硬盤之都”。1885-1935年，上海公共租界內外來人口數量都遠遠超過瞭本地人，最少的時候也有全部人口的78%，而且不管在租界內還是在租界外，外來人口都是本地人口的三倍甚至四倍。
租界內外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數量對比 / 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
租界內外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數量對比 / 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
在當時的上海，哪裡有中國人，哪裡就有歧視。1870年至1930年間 , 在公共租界內，中國人人口一直是外僑的30倍以上 , 有的年份甚至在50倍以上。中國人貢獻瞭超過六成的稅收，卻備受歧視，地位甚至不如朝鮮人。公共租界內隻有西式學校，不允許設立中式學校，華人學齡兒童中最終隻有8.5%能上學。
即使是在中國人內部，也存在歧視鏈，其中蘇北人地位最低。根據歷史文獻記錄數據推測，1851年太平天國後的一個世紀內，南下的蘇北婦女不下1000萬人次；1931年蘇北水災後，“江北貧民，來滬謀食者，不下數十萬人，大都充當最辛苦之勞動生涯”。
一對來自蘇北的夫妻長期在南京打工，一傢四口隻能擠在一個臥室裡 / 視覺中國
早期來到上海的蘇北人大多是逃難的農民，由於沒有較高的文化和技術，隻能聚集在城市邊緣地帶，住最簡陋的屋棚，從事最不賺錢、環境最惡劣的下賤活，比如紡織工人、制造工人、重工業工人、小車夫、黃包車夫、碼頭工人、苦力；而蘇北婦女多數變成瞭紗廠女工和傢庭傭工，或者小販、打雜，甚至充當低等妓女。
上海市社會局曾經對上海的人力車夫進行調查，在《上海市人力車夫生活狀況調查報告書》中分析瞭304名人力車夫的籍貫狀況，其中蘇北人占總數的95.7%，而蘇南人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數還不到1%。
盡管同是來謀生計的外地人，也分先來後到，於是隻剩下最低賤活給蘇北人做，甚至先到上海的蘇北人也會聯合當地人誘騙新人進工廠。
雖然女傭聽起來是工作環境稍好的職業，但是伺候外國婦女的的職位多數屬於從蘇州來的女工，連上海商店的刺繡工和婦女頭飾工也輪不到蘇北人。最累最臟的繅絲紡織工中，蘇北婦女卻占瞭60%，很多人因此患上瞭肺病。即使是做妓女，蘇北婦女也是處於最底層，被稱為下等的“野雞”。
蘇北淮安，農民們在搶種秧苗 / 視覺中國
蘇北人的體態和口音都受到上海本地人的歧視。“江北豬玀”和“蘇北赤佬”就是上海方言中對蘇北人的蔑稱，當時的上海還流傳著“寧可與蘇州人打架，不願與徐海人講話”的俗語；而且因為蘇北籍的女工喜歡穿花花綠綠的鮮艷顏色，所以有人買紅色的佈料或者紮頭繩時，旁人就會模仿江北方言嘲諷她。
其實，蘇北人中一部分人在傭工過季之後仍回蘇北老傢去；另一部分則長期居留上海，1949年以後，這批長期居留者的社會身份又轉換成瞭城市市民，既會說上海話，又有本地戶口，成瞭名正言順的“本地人”。
戶籍是歧視的通行證
社會同一性理論認為，為瞭獲得積極的社會同一性，個體會通過對外的歧視來區分自己的群體，達到自我優越感的需要——人們需要樹立異己的對象來尋求自我認同感。
在舊上海，“我們”是洋大人，是早來的那批上海人，“他們”則是中國人，也是下等的蘇北人；而在1949年後，“我們”是擁有上海戶口的城裡人，而“他們”則是沒有上海戶口的鄉下人。戶籍就是新一代上海人的自我認同感。
1958年，中國開始實行臭名昭著的戶籍條例，將全國人民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大類，上海也不例外。國傢開始嚴格控制外省市人口遷入上海，還把當時上海的外地人遣送回原籍，並把知識青年送到兵團參加生產。上海的勞動力自由流動受到嚴重壓制，與此同時，擁有上海戶籍的新一代本地人也就此形成。
猴年春節剛結束，在浦東金橋勞務市場裡，就有不少外來務工人員在找工作 / 視覺中國
戶籍制度造成的惡果之一是，上海人口竟然在1993年出現瞭負增長。其實在50年代，上海人口已經處於人口轉變的後期階段，即死亡率已經下降至1%以下的低水平，而出生率仍維持在3%以上的較高水平；但是進入60年代，上海的出生率持續下降，到60年代中葉已降至2%，到瞭90年代，更降至1%以下。
上海不得已同意接納外來人口，以彌補未來的勞動力缺口。1993年到2012年，上海常住人口從1381萬增加到2380萬，19年間增加瞭1000萬，在此期間外來常住人口由123萬增加到960萬，外來常住人口占上海本地常住人口的比例也從8.9%上升到40.3%。截至2015年末，上海市常住人口為2415.27萬人。
上海的外來務工人員想在回傢過年隻能在春運前錯峰出行/視覺中國
但上海政府將外地“硬盤”放進上海工作，並不意味著讓外地“硬盤”成為有戶口的上海人。政府的邏輯就是：人太多，城市也會不堪重負。控制人數是過去十幾二十年上海城市規劃的核心，例如最新的《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（2016-2040）》已經確定要在2040年把上海的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萬人。
更何況，外來人口中農村戶口一直占絕大多數。根據1988年的抽樣調查推算，上海全市的流動人口達141萬人，隻有一半是農村戶口，其中還包括瞭上海近郊的農民，但是隨後的10年中，流動人口總量倍增。2000年時流動人口中的農村戶籍達到瞭85.3%。
而且在20世紀90年代時，這些湧入上海的外來人群教育水平都很低。按小學6年，初中9年，高中或中專12年，大學及以上16年的數據來統計，1995年至2003年，來到上海就業的外地人平均教育水平還在初中以下，即使到瞭2009年，農村戶口的平均教育水平也沒有達到高中以上。
上海市一處棚戶區，這裡蝸居著幾十戶居民，大部分為外來務工者 / 視覺中國
“他們”這群鄉下人，怎麼能成為“我們”上海人呢？於是本地人和外地人再一次被人為分割開瞭。為瞭拿到戶口，留在上海，外地人要先用自己的居住證集滿120分才行。上海的居住證分為人才居住證，就業居住證，投靠就讀居住證，臨時居住證。
然而大部分人不僅沒有人才居住證，連居住證也沒有。2014年上海全市有非戶籍人口1100.09萬人，未辦證者達到536.93萬人，對於居無定所，學歷極低的他們，想通過目前的積分制拿到戶籍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1987年至2009年，上海的人口調控政策 / 大城市外台中高級月子中心來流動人口管理模式探析———以上海為例
不過，上海不想要低端人口，卻想要那些高端人才。雖然上海戶籍人口增長從2010年的12萬下降到2011年7.8萬，2012年7.1萬，占全體外來人口的比例不足1%。但是2010年，上海市也給11類引進人才開通戶籍綠色通道，他們獲得上海戶口就和入職一樣簡單。
2000-2010年上海常住人口遷移趨勢，左圖是戶籍人口，右圖是外來人口/上海人口郊區化與新城發展動態分析
鄉巴佬成就瞭上海
上海開埠一百多年的歷史，其實就是一部外地“硬盤”的歷史。但無論外地“硬盤”的形象在今台中月子中心天上海本地人眼中到底有多麼不堪，正是得益於外來務工人員奉獻的20到35歲的年輕勞動力，才給上海的經濟發展提供瞭源源不斷的發展資本。
上海本地人口構成有非常鮮明的發達國傢的少子化，老齡化特點。於是以青壯年為主力軍的外來人口剛好完美接盤，彌補瞭勞動力不足。
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，在上海市387萬流動人口中，兒童占11.4%，15到39歲占73.3%，就是這些人讓你吃上瞭外賣，隔日就能收到快遞。
數據顯示，外來人口攜帶的紅利大大彌補瞭上海本地人口結構的不合理 / 改革開放30年上海市的外來人口和農民工動態研究——基於問卷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
一般來說，各群體對資源的爭奪會導致沖突，但是從就業來看，上海的流動人口並沒有擠占資源，反而是近乎於“損己利人”瞭。他們不僅包攬瞭上海的臟活累活，還沒有影響上海城市人口的就業率，從1978-2008年間，上海的城鎮人口登記失業率僅呈現緩慢上升態勢，始終沒有突破5%。
上海，近百名著裝統一的快遞員齊聚上海街頭，進行入職後的首次培訓及宣誓，他們大多都來自外地/視覺中國
其實，外來務工人員並不是沒有能力獲得更體面的工作，隻是被歧視裹挾瞭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研究院的孟昕教授在2000年發佈的調查顯示，上海外來農民工與本地工人工資差距的50%左右不能用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差異來解釋。
本地人和外地人就業情況對比，圖中服務業B表示除瞭公共管理與社會組織、教育、文化之外的服務行業 / 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戶籍歧視與地域 歧視 : 基於人口普查數據的研究
如果本地人和外來人被平等對待，6%正在當藍領的外地人是可以成為白領的，而本地人中白領的數量比率應當下降22%。但是實際情況是，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隻能待在社會底層搬磚，即使他們中的少數人獲得瞭上升渠道，真正實現階級流動的人也會被現實壓縮。
上海乍浦路橋，一位頭戴安全帽的農民工走過乍浦路橋，身後是陸傢嘴金融貿易區/視覺中國
復旦大學經濟學博士陸銘在《大國大城》一書中認為，流動人口進入大城市是加快城市化是一個必須的步驟——“如果中國能夠持續地發展城市裡的第二、三產業，不斷地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，不斷地創造就業崗位，那麼，未來大量農村人口持續進城就是一個必然的趨勢。”
北上廣在驅逐外地人時沒有發現，其實越發達的國傢人口集聚程度越高。而且美國，加拿大，日本這些發達國傢中，人口還在進一步往大城市集中；但是中國的人口密集程度不僅比發達國傢低，甚至比巴西和南非還要低。
隨著人均GDP增長，區域工資差異在減少/《大國大城》
中國的城裡人總是想太多，害怕自己被擠得沒地方住沒工作找，卻不知道自己連非洲朋友都沒趕上。實際上發達國傢的人口密集度是在提高到某個值後減緩，而保持人均GDP繼續增長，並且隨著經濟進一步發展，人口流動創造瞭更有效的勞動力，區域間的人均收入差距也會收斂，呈現倒U型。
正如，你在北京見到的2000萬人都是在權衡利弊之後認為留在北京最有前景的，那些假裝生活的人早就回傢瞭，因為對於他們來說，建設傢鄉比中關村和星巴克重要。這就是效率更高的人口流動。
在科幻小說《北京折疊》中，5000萬名底層勞動者隻有權在夜裡醒來，生活八小時。如果現實中勞動者最終落到這個下場，所謂的大城市也隻是瘦死的駱駝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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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來源：格外 作者：蘇曦禾
責任編輯：黃童超_N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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